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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 岗厦改造的相关新闻让我们再次聚焦深圳城中村这一特殊事物。深圳城中村问题可谓盘根错节，如同一团乱麻。要廓清千万不要摆出一副磨刀霍霍的样子，首先要悉心研究它的缘起和演变过程，从而登堂入室以窥奥秘。截止到目前，深圳的城中村大致经历了胚胎渐成、迅猛成长、全面改造三个阶段。

　　1980年代：村庄疯长的年代

　　以1982年《深圳市经济特区农村社员建设用地暂行规定》为据，市政府宣布原村民的旧村住宅用地收归国有。然而，由于当时政府囊中羞涩无力买单，只好规定对暂不征用的，暂不买单，原村民仍可使用，政府决定征地时，原村民再退出，实际上默认并催生了“城中村”新村和旧村并存的格局。

　　1984年以后，数十万外来工追梦而来，廉租屋市场一派火爆情景，这极大地刺激了原村民大量抢占土地、兴建私房的热情。当然，这其中也泛着无奈———当原村民发现自己的农地越来越多被征用时，出租房屋和集体物业是最后的选择。

　　1986年，政府被迫再次出台政策予以规范，并于当年年底逐一对特区内村庄划定新村范围。至此，关内城中村的用地规模及边界大体明确，城中村的格局呼之欲出。然而这一看似严肃的政策并没有形成有效约束。到1989年，随着深圳发展成为人口逾百万的特大城市，占尽地利的原村民开始参与并分享城市化，首选渠道就是出租房屋。对此，政府的反应是，或制止、或确权、或处分，但由于截止到1989年政府还是未对原村庄履行征地程序，因此这些缺乏法律依据的政策实际上并未奏效。当然，这其中还夹杂着区级政府为了发展经济的折中态度。

　　1988年，政府单方面宣布特区内农村规划红线内私人宅基地属于国有，分配给社员的宅基地，只有使用权。1989年，政府又颁布比1988年的语气有些许缓和的新规定，即酌情给被征用土地的村庄，优先免地价划拨一块土地，供原村民使用。

　　1990年代：抢建私房潮再次引爆

　　然而，这一工序并未成功，新一轮的抢建私房热潮再一次被引爆。1992年，政府出台文件，宣布特区内全面实行农村城市化，至此，关内的城中村开始纳入城市国有土地的管理轨道上来。

　　1992年以后，越“红线”已经不可能了，特区内的城中村摇身而向长高、长密要效益，“握手楼”、“一线天”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。两年后，规划国土部门停止私房的报建审批。而随着特区内的常住人口突破200万，原村民开始疯狂抢建“亲嘴楼”“握手楼”。

　　鉴于此，政府寄希望于确权来控制和约束村民的这种用地冲动。1993年，出台了《关于处理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权遗留问题的若干决定》，将特区内的城中村用地划为四类，其中第二类为“越‘红线’的工商用地，该类土地一般不予办理产权登记，待后处理，但对不违反城市规划且自用的土地，处以罚款后，可以办理产权登记”。

　　这一“区分对待”反而使村民集体利用此次机会，对这一类用地补办手续，将部分越“红线”的工商用地转为合法用地。而对其余几类听之任之。无奈之下，政府则转战于房屋租赁市场，试图通过对这一块的管制，来间接遏制所谓“非法”出租房，声言“未经政府作出产权确认的房屋，不得出租”，可惜，这对于本来就存在“正规”和“非正规”的房屋租赁市场，是绵羊般的声音。

　　1999年，市人大颁布了“口气十分强硬”的《关于坚决查处违法建筑的决定》，这次决定给原村民一个心理预期，即政府可能要出台具体政策对城中村进行严管。抱着“赶最后一班车”的心态，众村民以惊人的速度全面扩建、改建私房。两年间，扩建后的私房普遍达8层以上，甚至12层。

　　本世纪初：高层私房超大面积涌现

　　2002年，市人大颁布了“两个规定”，该规定对历史遗留违法私房进行了界定———这是一次妥协———规定对总建筑面积超标只是进行了罚款：只要符合一户一栋原则，都可以给予产权确认。

　　然而这一次伸出的“橄榄枝”，却进一步加剧了原村民“欲望的滋长”，高层私房超大面积开始涌现。城中村问题开始成了政府难以言说的痛。

　　2003年，深圳市政府针对宝安、龙岗两区的城中村现象，先后于2003、2004年颁布政策，意图仿照关内经验，通过城市化实现土地的国有化。这就形成了一个怪现象，深圳城中村的土地都是“大产权”，而其上建筑的房屋大都是“小产权”，因此城中村的房屋大都没有经过政府的产权登记。2005年5月，深圳市对于渔农村的16栋高楼实施定向爆破，由此拉开了大规模改造城中村的序幕。

　　城中村是城市包容度的体现

　　城中村改造犹如一张拉满的弓，更紧会断裂，迅速收拢会落入“拉美陷阱”。在回答如何改造才能达到城市的和谐发展前，我们需要明白：深圳城中村在本质上究竟是什么问题。

　　深圳的今天能如此光彩照人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深圳外民间(包括全国其他地区)提供了巨大的人力资源支持，全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也是造就深圳城中村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
　　胡鞍钢博士曾提出“一个中国四个世界”的观点。他认为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，实际上形成了四个世界。第一世界是北京、上海两直辖市；第二世界是沿海发达地区；第三世界是中部地区；第四世界是中西部贫困地区，人口6亿，约占全国的50%。第三、四世界的人口加起来约占全国的76%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深圳城中村问题的解决，并不仅仅倚仗于深圳自身，当人人家乡好的时候，也许没有人会选择外出打工；当社会贫富二元结构缩小时，自然没有人乐意去住城中村。

　　事实上，在深圳，城中村并不是一个社会的最底层空间。这些容积率极高的村，毕竟比工厂宿舍一个房间容纳多人要好得多。当很多人脱离工厂宿舍时，他们才可以真正感受到城市的自由空气，而不是被囚禁于某个工厂里的一隅。

　　城中村并不是深圳的耻辱。纽约、伦敦等全球最主要的国际化大都市，都存在相当规模的贫民区，这种情况在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则更甚。例如墨西哥城、河内等。即使在一河之隔的香港，贫民窟仍然是一大“城市景观”。

　　当普通民众从政府那里得到的社会保障非常有限，当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加剧时，从贫困地区到发达地区的人口流动将不可避免，且是一个长期趋势。作为先富起来的城市，深圳接纳了大量的外地人口，满足了自身的发展需求，同时产生了大量的城中村，这也是必然的问题，这不是耻辱。相反，是一个城市包容的体现。

　　城中村是城市理想的表现

　　身居城中村的人，是一个背负更多责任，当然也易于满足的族群。否则，他们不会选择流落异乡。事实上，他们内心里更渴盼的可能是安定的环境和社会秩序，因为，他们置身其中，且没有什么本地保护，因此，这些人可能犯罪率很低。因此，那些没有经过调查就认为城中村是犯罪的温床是没有理论根据的。

　　深圳速度是与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本补充分不开的。电子加工厂每引进一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，相应地就需要上千名流水线上的工人。然而，这些人的收入水平却相当有限，买不起房，也住不起小区，只有蜗居在城中村里。然而，也正是这些人，托起了深圳这整座大厦的基底。深圳率先进入国际循环，并从中获得巨大利益，其主要优势就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资源。

　　不仅仅要感谢这些人，还要感谢为这些人提供住房的城中村，深圳的出租屋和城中村令千万从内地来深圳的人士居者有其屋，安定了上千万家庭和三四千万人口的心，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了最起码的基础。深圳在维持高房价的同时，持续地拥有低成本的优势，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与原村民无意识地“合作”，建设大量城中村的结果。当然，这种“合作”并没有一直延续下去。

　　由于特区内的城中村都是原来的自然村落，在空间的分布上相当均衡。这种格局大大便利了深圳特区的各片区，朝包括居住、产业、商业服务等混合功能的有机组织发展，各片区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，减少了城市内部的交通需求，对缓解特区的大城市病起到了重要作用。深圳城中村的这种均衡分布，还防止了因地理上的分层而带来的阶层分离。在市场机制的调解下，城市中心因地价高而成为富裕阶层的居住区，而中低收入者则被排挤到城市边缘。这势必会引起社会各阶层内心层面上的对抗，切断或减少各阶层之间的联系和沟通，这对城市向和谐、人性化发展是极不健康的。

　　深圳城中村也是城市理想的一种表现。珠海与深圳互为参照，珠海的理想是建立一座欧洲小城，而深圳的理想则是求大、求快，建成“世界先锋城市”和“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际性城市”。也因此，珠海的发展因悠闲而缓慢，由热变冷逐渐边缘化。然而深圳也为夸父追日付出了土地、人口、环境、资源四个“难以为继”的代价，导致城中村问题在全国最为严重。